作者简介：周川，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江苏 苏州 215123

　　内容提要：大学德行随着大学的发展而得以传承与弘扬。大学德行是大学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是大学实现自身使命的必要条件，也是大学享有自由自治特权的前提。大学德行通过大学成员的实际行为表现在教育教学、科研、管理的全过程，需要人的良知和严格的制度作保障。一流大学对大学德行理应有更自觉的追求和更好的表现。

　　关 键 词：大学德行 教育德行 科研德行 管理德行

　　大学是追求理性的机构，也是崇尚德行的机构。史上众多的教育家和学者对大学的德行问题都曾有过专门的阐述。然而，在各种排行榜盛行的当下，大学的德行却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办学者们对大学的关注点似乎越来越多地聚焦在硬性的学术指标方面，诸如高被引论文、重要科研项目和奖励，以及各种人才“帽子”等。这种情况虽说情有可原，但如果走向极端，“唯”此为大而不及其余，甚至不择手段地片面追求这些硬性指标而全然不顾大学的德行操守，那么很显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偏颇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大学的本质和意义、事关社会和国家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本文所称大学德行，系指大学在其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符合自身专业道德准则的行为，它通过大学教师、研究者乃至管理者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是大学成员所有道德操守的总和。本文主要针对当前高等教育现实中的某些倾向，通过回顾大学德行的历史传统及其演变过程，探讨大学德行的内在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并力图借此说明，在当前的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同样应该注重一流大学的道德建设。

　　一、大学德行的历史传承与时代考验

　　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大学德行的基因是在早期大学的孕育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属性，而且随着大学的发展而不断得以传承与弘扬；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新的内涵，也会受到新的挑战和考验。

　　中国古代奉行的“大学之道”，是“明德、亲民、至善”。[1]这一“大学之道”虽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决定，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却鲜明地揭示出中国古代大学在德行方面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大学这一教育机构的某种本质属性，至今仍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尽管中国古代的大学到19世纪中后期便寿终正寝，近代新出现的大学基本都是仿照西方模式另起炉灶新开张，但古代“大学之道”仍然以其惯性而发生着种种影响，这从如今许多大学的校训中可窥其端倪。

　　作为西方大学始祖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也是在自己的胚胎时期就孕育了初始的德行基因。例如，新生入学有“清扫典礼”，目的是要把新生原先的“粗鲁习气”“野蛮兽性”统统“清扫”干净。[2]硕士、博士资格的获得，不仅要通过严格的考试答辩，也要证明已具备“与其身份相应的那些品德(公正、对同事和学生慈善、热心工作)”，且能“避免那些直接玷污品行的罪恶(贪财、不检点、虚荣)”，因而硕士、博士资格的意义，“不仅是理智上的，而且是道德上的”。[3]同样，新教师入职也要宣誓，誓词包括：服从大学章程、忠于教职、保质保量地完成与薪酬相符的教学任务等。而且，中世纪大学也养成了“对社会批评的爱好”，师生无所顾忌地批评教会的专制，批评僧侣的奢靡，也批评市民对他们的欺压和盘剥，批评一切他们看不顺眼的社会现象。其实，早期中世纪大学的师生，素质还真高不到哪里去，他们当时在社会上被称作“哥利亚德”[4]，多少是带有几分贬义的。但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对各种自认为是不道德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这至少说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明显带有道德优越感。

　　就欧洲高等教育历史看，近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运动虽然没有明显改变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学组织形式，但却不可能不影响大学的观念和精神，不可能不影响师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一个可见的变化是，大学师生在社会地位和声誉上的提高，原因当然是他们自身素质的改善。特别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中世纪的“哥利亚德”终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文人学士”“文化人”“绅士”。随之，大学教师逐渐跻身“贵族”阶层，他们不仅贵在生活品质，更贵在素质和精神；大学生也逐渐被社会高看，被看作未来的社会精英。相应地，大学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认知发生改变，开始把自己看作不仅是自己学生的教师，而且是其所处社会中精英们的教师。“大学随即获得了这样一项重要任务：即为社会训练与‘斯文’‘文明’或‘文化’的规范相一致的‘文人学士’或‘绅士’。”[5]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由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路德(Luther，M.)一手点燃，经过这场运动的生死考验，大学不仅扩大了规模，加速了世俗化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也历练得更加强壮，对德性和自由的信仰也更为坚定。其后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确立了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共同价值观，也进一步强化了大学德行的价值基础和行为准则。

　　19世纪初，洪堡(Humboldt，W.)以“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为原则重塑德国的大学。在他看来，大学“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它的“立身之根本”，就“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6]洪堡把理性看作德性的基础，把纯粹学术当作通向理性和德性的不二法门。经过洪堡的改革，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立身之根本”，这对大学德行的提升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科研能够为大学铸魂健体，强其精神之脊梁，固其思想之底气，健其心智之内功。正如学问可以变化气质，科研也可以改善校魂和校风。二是科研本身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可以丰富大学德行的内容，扩展大学德行的范畴。有学者断言，正由于科研进入了大学，故从19世纪开始，“随着这种关于学术成就的道德的普遍传播，大学变得更加纯洁了”[7]。当然，科研作为大学的“立身之根本”，也可能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新矛盾——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问题。不过从机理上看，这个矛盾不是由科研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于实际工作中对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解决这个矛盾恰恰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需要通过提升大学德行来解决。

　　20世纪初，社会服务成为美国大学的新职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Hise，C.V.)对此曾宣示，“州的大学必须服务于全州人民，服务于它的所有的儿女，在所有的方面帮助州，以所有的方式与州的人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8]。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由此得以确立，大学纷纷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利用自己的智力优势直接服务社会，扮演起“社会加油站”“社会轴心”的新角色。然而，大学走上十字街头之后，面对熙熙攘攘的社会和眼花缭乱的市场，如何才能洁身自好，越来越成为一个带有道德意味的问题。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代的到来，各国大学普遍面临规模扩张、经费短缺、竞争加剧的多重挑战，在此情况下，大学如何才能守身如玉、不辱其命、不降其志，更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道德必选题。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的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热衷于研究和探讨大学的道德问题，正反映西方高教界对大学德行状况的一种集体焦虑。

　　值得庆幸的是，大学自古孕育的德行基因，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异，依然代代相传，融化在大学的血液里，至今仍顽强地起着作用。走进社会中心，令大学置身于社会各界的视野之中，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监督的对象。这种社会的监督机制，对大学的德行是一种重要的外部约束。

　　二、大学德行是大学享有自由及社会声望的前提

　　大学是探索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大学德行是大学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学实现自身使命的必要条件，是大学享有自由及社会声望的基本前提。

　　大学是传授和探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高深学问的特质奠定了大学德行的内在基础。高深学问具有真理性，它是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正确认识，是对事物的本质和意义的正确揭示，能够将人类从无知提升到已知，从知之较少提升到知之较多，从自然王国提升到自由王国，它的本质功能体现着善。高深学问也有高贵性，因其高深，所以来之不易。探索高深学问的过程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精神历险，既需要高的才智，也需要高的品德，凝聚着丰富的真善美要素。因其高深，能够理解、掌握它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有高深学问的人被看作“精神贵族”，受到人们的景仰，是有其心理和社会原因的。古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知识就是美德”的著名论断，尽管由此引起无休止的争议，但从可能性上来说，知识通向美德之路确实很畅通，至少大学人自认为是这样的。中世纪的哲学教授博伊斯(Boece，J.)坦言，“哲学专注于学习与深思，天然地合乎道德，即纯洁与节制、公正、强大与自由、温柔与崇高、宏伟卓越”[9]。19世纪的洪堡坚信，只要大学“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就一定能促进“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10]稍后的纽曼(Newman，J.H.)在论述大学教育目的时，断言“知识本身即为目的”。他认为，“自由知识”的高贵之处不在于“它的结果”，而在于它是一种心智的“胚芽”，一种“精神启示”，一种“习惯”，一种“内在的禀赋”，因而是一种“美德”；它“通常与宗教和美德连在一起”，能够“使人变得品德高尚”。[11]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希尔斯(Shils，E.)为学校拟定教师聘任标准，他依据的核心理念是“大学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其先决原因在于“大学所致力的是对真理性知识进行无私追求的理想”。[12]高深学问的特质奠定了大学德行内在的知性基础，所以，他们才能如此坚定地对大学德行怀有如此这般高度的自信。

　　大学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机构，高等教育的特质决定大学德行的目标和方法意义。大学教育目标所指向的高级专门人才，不仅要有高深的才智，也要有高尚的品德。知识可以通向美德，是一种可能性，但不是必然性。有高深知识的人，他可能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也可能相反——因某些因素作用而堕落。一个才智很高但品德低劣的人，对社会的危害会比一般人大得多。知识转化为美德，重要的是教育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自古以来，大学在传授高深知识的同时，无不标榜还要培养学生的品德，也无不为此而努力。在当代，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正经受着消解的威胁，“培养有道德的大学生”更是被各国的大学所重视。只有品德才能培养品德，品德的培养需要有道德的环境，需要有道德的榜样。因此，大学本身的德行状况，正是学生品德发展最直接、最有力，因而也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和榜样因素；大学的德行，既是教育目标，也是教育手段。

　　大学是拥有自由、自治权利的机构，这种权利的获得与大学本身的德行状况密切相关。自古以来，大学在争取自由自治的权利时，无不抬出“探究学问、追求真理”作为理由。中世纪的教皇或国王在授予大学自治特权时，虽然内心深处排除不了“招安”的私念，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的。菲烈德力克一世在颁给波隆那大学的谕旨上写道：大学“以学问之功，启导斯世，及抟塑吾等臣民之生活”，且趋向“行为方正”，故而“吾人本其忠敬之心”而慷慨授予其“此等特权”。[13]国王对大学存有一份“忠敬之心”实属不易，而这份“忠敬之心”显然来源于大学本身的“学问之功”和“行为方正”。谕旨说得很明白，因为你有“学问之功”且“行为方正”，所以授予你特权。这暗含的学问和德行要求其实很清楚。事实上，大学的自由自治权利以及它在社会上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与其德行相辅相成。因为你有德行，所以，你可以享有自由自治的权利，享有崇高的声望；因为你享有自由、自治、声望，所以，你必须自珍、自爱、自律，必须用德行来保证这种自由、自治的特权不被滥用。这是权利与责任、自由与自律关系的必然要求。

　　三、大学德行贯穿教学、研究、管理全过程

　　大学德行表现在大学教学、研究、管理等工作的全过程，通过教师、研究者、管理者的实际行为呈现。大学德行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可以被观察、被感知的行为。

　　教育德行是大学德行的核心要素，体现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教育的德行就是师德。当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教的时候，胡适已经名满天下，每天忙得不克分身，但他从讲课、答疑，到批改作业、考试阅卷、写评语，所有教学环节样样上心，从不苟且，每上一小时的课竟然还“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14]。胡适是中国近代一位真正称得上把教学当作天职的教授，其恪守教育良知，堪称师德典范。教育的德行表现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诸环节。诸如，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对学生负责，始终把学生的发展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敬畏教学，诲人不倦，甘为人梯；坚持学业标准，严格要求学生，不敷衍塞责。总之，一切为了学生，对学生的发展负责，是教育德行的根本，也是教育良知的基点。

　　科研德行是大学德行的中坚支柱，体现于研究者的科研行为。诸如，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独立思考、质疑问难的学术精神，严谨诚实的学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即不唯书唯上也不主观臆测，不粗制滥造更不弄虚作假。大学里的科研德行由大学的教育目标决定，须表现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即有意识地将科研结合到教育教学过程，使科研成为一种教育教学资源，通过科研实现教育教学目标。在大学里，如果科研不能作用于教育教学，亦是一种失德。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使其相得益彰，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

　　管理德行也是大学德行的重要方面，体现于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大学管理是对教学和研究的一种服务，因此，管理德行首先可以用服务的态度和质量来衡量，如敬业、负责任、保质保量等。但是，由于管理总是通过某种权力来进行的，因此管理德行实际上也就是政德、官德，是管理者权力运用的方式和品德。管理德行是衡量大学德行的重要指标，对大学德行的整体面貌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大学的“一把手”，其德行对内具有示范性，对外是大学的形象代表。一把手的德行好，就能上行下效形成好的风气，给大学德行锦上添花；一把手的德行如果不好，其杀伤力和腐蚀力会导致大学德行的塌方式堕落。

　　大学德行是通过大学所有成员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每个成员的德行状况都与大学德行的整体面貌戚戚相关。大学教师是教育和科研的主体，他们在教育和科研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德行状况，决定了大学德行的风貌。自文艺复兴以来，大学教师在社会上的形象，不仅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要温文尔雅、品行端正。早期神学院的教授都由修士担任，也是因为在人们的眼中，修士都信仰纯正修成正果。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学教授和导师在校期间必须穿特制的黑袍，其用意既在显示其身份的“高贵”，也在提醒他们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以保证“教授的长袍应与法官的长袍一样纯洁”[15]。1871年，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N.)在其就职演讲中提出，“一个学院里最有效的道德影响力来自教师的个人品格……一个高尚的品格，再加上学者的智力和成就的尊严就可以成为一种启迪和追求”[16]。20世纪末，耶鲁校长雷文(Levin，R.)曾这样赞美该校的一位老师：具有“水晶般清晰的头脑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自己就是一门课，他将各种美德即于一身”。[17]教授的德行历来都是最为可贵的教育资源。

　　大学教师从事高深学问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性质决定其德行的基本面。其身旁有学生，外面有学术共同体，这些都能从外部督促他们的德行基本面。比较而言，大学管理者由工作性质所决定，其德行状况就更需要靠他们的道德良知来维持，更需要靠严格的制度来保障。历史上，德行好的大学管理者，特别是那些名垂青史的杰出大学校长，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德行榜样：在国外如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校长蒙日(Monge，G.)、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Fichte，J.)、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Ashby，E.)、哈佛大学校长艾利奥特(Eliot，C.W.)等；在中国，近代如蔡元培、梅贻琦、萨本栋、吴贻芳、竺可桢、吴有训、傅斯年，当代如匡亚明、吴玉章、江隆基等。这些杰出的中外大学校长，留给后世的最宝贵财富，不仅是其治校的成就，更是其道德操守、人格风范、嘉言懿行，他们无愧是“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足以“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18]

　　四、健全机制是维护大学德行的重要保障

　　大学的德行靠大学成员的职业良知保证，良知在哪里，德行就在哪里；良知有多少，德行就有多少。良知是大学德行的先决因素。但在良知之外，大学的德行需要严格的制度保障。制度也许不能决定大学德行的高度，但至少可以维护大学德行的底线。

　　严格的准入制度。大学招聘教师，历来既重视学术水平，又注重个人品德，尤其是对于那些申请进入“终身轨”的教师更是如此。在哈佛大学掌校四十年的埃利奥特，在聘用教师方面留给人们的最深刻印象是，“我们不能说埃利奥特先生不注意学识或教学才能，但他最关注的还是品德问题”[19]。1941年，在西南联大最艰苦的时期，梅贻琦仍念念不忘教师的德行操守。他认为，“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主张大学应成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汇总”之地。[20]可见，世界著名大学聘用教师的目标，无一不既是“杰出的学者”又是“最好的教育家”。[21]至于管理人员的招聘，同样也不含糊，德能勤绩一样也不能少。特别是大学“一把手”的遴选，更是严上加严。从吴家玮被选为加州大学校长的过程看，遴选委员会从履历核查，到面试口试，再到“外调”察访，然后把最后四位候选人及其夫人接到学校小住，实地听其言观其行——包括其夫人的言和行，最后由遴选委员会和校董会共同对候选人再次面试、投票产生最终人选。[22]整个遴选过程，将候选人的个人经历和德才、声望乃至生活习惯，从里到外都翻个底朝天，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

　　严格的奖惩制度。对德行予以嘉奖树为榜样，对失德加以惩处以儆效尤，这对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杜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校建有著名的“荣誉准则体系”，加入体系的学生必须承诺“不撒谎，不欺骗，考试不作弊”等，[23]信守承诺者予以嘉奖，违反承诺者受到重罚。杜克大学校长桑福德(Sanford，J.)在解释该体系时明确指出，“杜克学生的礼貌、诚实、荣誉和自律等品质”是进入体系的必备条件，建立这个体系的目的在于，“杜克立志要给它的学生留下一些宝贵的东西，即永远关注正义，坚持同情和关心他人……整个生命历程中有能力去正直地思考”。[24]

　　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德行方面的荣誉和奖励也许不是最紧要的，因为大学教师所从事的高深学问工作包含着德行的因素，工作成果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他们德行的一种证明，附加过多的荣誉和“帽子”反而有蛇足之嫌。但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制定严格的工作规范和对失德行为的揭露、惩处制度，以维持德行的底线，却大有必要。当下的大学，规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内外部关系越来越复杂，各种诱惑也越来越多，谁也不能保证教师一定都是贤良君子，即便是贤良君子谁又能保证从不犯错。近年来，大学教师中跌破底线的失德行为乃至丑行，被披露出来的并不少见，即便是一流的名牌大学也未幸免，尤其是科研上的弄虚作假，已然成为大学里的重灾区。例如，麻省理工学院一位被誉为免疫学“金童”副教授的论文造假事件[25]，哈佛大学教授“心机”成果造假事件[26]。这些学术造假事件很丑陋，抹黑了大学的美名，固然令人遗憾。这些事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于此类失德行为，大学本身有没有揭露、惩处的机制，有没有认错、纠错的勇气。揭错罚错机制有无，认错纠错勇气大小，即是大学德行高低的试金石。

　　有效的纠错机制。校园丑行发生后，学校如能通过自身的有效机制及时揭露、惩处和纠正，知耻而后勇，于学校的德行声誉倒也是一个弥补。倘若丑行发生，学校非但不能揭露和纠正，甚至刻意隐瞒掩盖；那么，当事人是个人失德，校方则是管理失德，付出的也许是整个学校的道德和声誉代价。2015年，在美国德州的贝勒大学，学校美式足球队一明星级学生球员性侵女生，校方在接到举报后竟然将此事压下，让这位明星球员又打了几场重要的比赛。事情被媒体曝光，美国高教界一片哗然。校长斯塔尔(Starr，K.)——这位在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中力主弹劾总统的独立检察官，不得不辞职谢罪。[27]是非其实很分明，赢几场比赛是小事，校方隐瞒球员的恶行是大节，大节有亏，当然就要付出大的代价。校内纠错机制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Summers，L.)。在2005年全美经济学家年会上，萨默斯不慎失言，说大学理工科女教师少是因为“男女先天有别”。本来也就是随口一说，但传到哈佛之后却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萨默斯只能以辞职平息事态。[28]萨默斯因随口一言而下台，不仅说明哈佛校内纠错机制之利害，似乎还可以说明，美国人对大学校长的德行期望值很可能比对总统还要高，总统可以大嘴巴信口开河，但大学校长却必须谨言慎行，人们在心理预期上似乎容不得大学校长有丝毫的品行瑕疵。

　　只要有健全的纠错机制，校园失德行为就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大学自身没有揭错和纠错的机制，以致丑行屡出，却得不到揭露和惩处。一所大学无论其怎样有名，也无论其硬指标如何光鲜，如果这些原本见不得人的丑行，竟然可以明目张胆地在校园内大行其道，那就意味着，实际已经跌破了大学德行的底线，意味着腐蚀了大学之本性、亵渎了“大学”之美名。

　　五、一流的大学理应表现出一流的德行

　　一流大学对大学的德行应该有更自觉的追求，道德建设理应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题中之义。一流大学对人类社会负有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理应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水准和德行操守，并且它自身也需要依靠更高的德行来实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最重要的一点，一流大学培养的是精英人才，或者如其所标榜的那样是“领袖型人才”。这种“领袖型人才”将来是要立德立言、建功立业、领袖群伦的，他们的道德水准和道德操守，不仅对他们的功业本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全社会的道德风尚也会产生更大的示范影响。一流大学站在知识的前沿，承担着高深尖端的科学研究，从事着探索未知、创造新知的高贵的精神探险。这种探索的过程，不仅需要最高水平的才智，也需要最高意义上的品德因素来支撑。因此，一流大学由其性质和使命所决定，对大学的德行理应有更高和更自觉的追求，有更严格的遵循和更优异的表现。一流的大学理应表现出一流的德行。

　　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行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目标不可谓不高远，手笔不可谓不宏大，但需要认清的是，“一流大学不是排名榜排出来的”[29]，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一流大学那些有限的硬性学术指标，同样要注重一流大学的道德品质和操守，努力把大学的德行也提高到一流的水平。从现状来看，我们对此的认识尚待提高，工作有待落实。为此，特别需要从两个层面同时发力予以弥补和加强。一是在学校层面上，加强大学本身的道德建设，包括心理建设和制度建设。通过教育、体验、榜样等途径，营造道德氛围和舆论环境，提高大学教师和管理者的道德良知，增强其道德自觉和自律，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在工作中趋善避恶、趋真避假。同时，建章立制，为大学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制定明确而严格的德行标准，建立有效的揭错纠错机制，坚守大学德行的底线。二是在宏观层面上，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改革政府对大学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大学的主动性、能动性，释放大学内在的道德自觉性、自律性，提高大学自律、自理、自愈的能力。

　　到那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流大学，不是一些硬性学术指标和统计数字的堆砌，而是一个鲜活而美好的形象。这个形象的基本轮廓可描绘成：她是一个凸显人性的机构——始终立德树人，以学生为本，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教人求真向善、学做好人真人，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有益于学生发展，永远把学生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一个追求真理的机构——求真唯实，服膺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盲从权威，不唯书不唯上，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一个有风骨、有气节的机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敢为天下先，不迷恋于名利，也不臣服于权贵，“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一个高雅脱俗、公正严明的机构——情高致远，从容不迫，守身如玉，充当天下之公器，“不卖不私”，永不同流合污……总之，一流大学理应是人类社会中最有德行的机构，是“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良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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