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班晓悦）2024年，适逢著名古文字学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唐兰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为隆重纪念唐兰先生，继承和弘扬唐兰先生开创的事业，探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科的前沿问题， 8月12-13日，“纪念唐兰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古文字与出土文献学术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召开。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出席并致辞。与会专家学者在缅怀唐兰先生学术功业的同时，也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发表了真知灼见，推动了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会议现场，本网记者班晓悦摄

　　加强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王旭东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数千载，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是追溯文明根脉的重要学术手段。故宫博物院庋藏殷墟甲骨、青铜器等古文字资料丰富。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作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建设单位，在故宫古文献团队专家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与唐兰先生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学术开拓之功密不可分。故宫博物院将跟随着唐兰先生等前辈的脚步，进一步加强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做好“学术故宫”建设，坚定文化自信，把故宫博物院建设成国际一流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王素在致辞中回顾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王素谈到，唐兰先生在文字学方面造诣颇深，《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等名著奠定了他在古文字领域的权威地位。唐兰先生对故宫藏传世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也有精深研究，促成了他与故宫结缘。唐兰先生一生重视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在甲骨文、金文领域著述丰厚，此后又曾参与到马王堆竹简遣册和帛书古佚书整理工作中。此次会议，不仅是对唐兰先生学术贡献的缅怀，更要以此为契机，将唐兰先生等学术先辈开创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事业推向新的起点，取得更大的成绩。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英杰谈到，故宫博物院所藏殷墟甲骨数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在唐兰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甲骨重要的收藏地——故宫博物院，举办此次研讨会别具意义。

　　《唐兰新传》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作家鲍志华来自唐兰先生的故乡浙江嘉兴，他回忆了为唐兰先生撰写传记的缘起，并讲述了《唐兰新传》在写作与修订过程中与故宫博物院研究团队结下的深厚情谊，表示“努力擦亮唐兰先生这张金招牌”是他作为一位浙江作家应该担负的时代责任。

　　推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更上层楼

　　随后主题报告环节，三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陈英杰认为，唐兰先生文字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书六技”，但学界一般只提“三书”而忽略“六技”。“三书”讲文字的构成，“六技”讲文字构成的过程，“三书”“六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割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谈到，唐兰先生曾撰文研究西周早期的大盂鼎与宜侯夨簋，对于认识康王时代西周册命制度贡献甚大。与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不同，盂鼎、宜侯夨簋记述生动，重在抄录训诰、命职之事，所述赐伯(邦伯、夷伯、甸伯)是研究政治史的重要史料，所赐礼服礼器无繁琐品级区分，似可说明周初政治的务实与创造性。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杨安通过梳理唐兰先生主持和参与的故宫博物院各项展览，突出介绍了唐兰先生作为文博工作者，为故宫博物院乃至全国文物展览工作作出突出贡献。

　　主题发言结束后，大会进入分组讨论环节，设有“唐兰与甲骨学”“铜器、铭文与商周史”“战国秦汉语言文字”三个讨论组。

　　闭幕式主题报告环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董珊在对辛村M42:105戈铭释读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材料，探讨了西周时期对殷移民的管理方式及多层级的贵族管理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国辉从殷墟甲骨中“家谱刻辞”“大子、中子、小子”等材料出发，考证了商周继嗣制度，详细讨论了“子”的身份，并认为嫡子继承制仍然是商代继嗣的主流。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教授莫伯峰从古文字材料智能化采集与处理、残损古文字材料智能化复原、古文字材料分类和属性推断、古文字自动识别、古语言理解与分析等方面介绍了古文字智能化研究的现状。

　　在闭幕式答谢致辞中，莫伯峰谈到，唐兰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45年了，但今天的很多研究却依然是建立在唐兰先生所奠定的学术基础上，本次会议既是对唐兰先生功业的缅怀纪念，也是对唐兰先生所提倡的各项学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在唐兰先生学术精神的指引下，相信我们新一代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整理者、研究者，必将会发挥自身优势，为增强文化自信，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由故宫博物院、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故宫博物院平台主办，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和故宫古文献研究所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