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未出现在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汉律，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力图呈现汉代官僚机器的运作机制。第一，围绕仅存的引文，考察《任子令》的概况、程序、实例与效力；第二，仔细对勘两份仅存的残片，借此研究了《尉律》对令史测试的规定；第三，研究汉代的“告归”，填补杨联陞汉代休假制度研究的空白；第四，借助相关例证，厘清汉代的“赙赠”规定；第五，借助海外研究成果，通过对“越职”规定的蠡探，建立《越宫律》与吏制的关系。

摘要：秦代法规属于一种功能性的建制，并非某种理论性的理想型结构，云梦睡虎地秦简显示了政府试图掌控一切，呈现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秦代法律制度，如《治狱程式》和《秦律答问》所示，其程序形式尤其令人震惊。同时，云梦睡虎地秦简是地方小吏平时使用的法律文书，仅仅包含了当时施行法规的一小部分内容，侧重于刑罚内容，有其客观局限性，不代表整部秦律。基于云梦睡虎地秦简，或可猜测固定的法律书面规定与群雄争霸时代的“现代”国家似乎是自然而然同时产生的，因为它伴随着官僚制的逐步发展，促使习俗在很多方面必须给法律让路。但这种猜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摘要：《新撰字镜》是中古时期的日本字书，其来源为汉文典籍的《玉篇》《切韵》《一切经音义》等字书。《新撰字镜》中的字形经过日本僧人的传抄，出现了形体上的变异。这种变异是基于形体的讹变的，一般与构件的意义没有联系。这对汉语俗字的演变过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摘要：20世纪初是现代中国美学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美学的学科地位完全确立，美学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超越美学学科范围，结合20世纪初的救亡思潮、学科制度演变、文学艺术变革等因素来讨论的话，美学的惊人发展奇迹又变得可以理解。20世纪初，中国学人兼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在中西文化比较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不同于古典，也不重复西方的创新性美学见解。世纪初美学出现了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两种思潮，二者之间的对立与联系，同样也可以通过分析社会文化语境来加以说明。

摘要：现代阐释学史乃是一部超越限度、持续溢出的历史。阐释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学科，阐释学的未来也不仅仅是阐释学这门理论学科的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阐释学本身所思考和筹划的未来是什么。因此，阐释学的未来必须是将阐释学转化为一种激进的实践哲学，反抗形而上学，批判“集置”的异化，揭露形而上学科学主义与强制权力的共谋机制，坚定尊重他者，捍卫被边缘者，重视交谈与对话。

摘要：20世纪发生的诸多极端事件，敦促着人们重新去思考过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法国思想家保罗·利科指出，从前的历史书写中暗含着一个黑格尔式的总体的逻辑，它中止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思考，这不仅掩埋了部分个体的记忆，还影响了当下主动性的发挥。面对总体历史观的压抑，利科对历史的阐释学提出了伦理的要求。本文围绕着利科对“历史的重负”这一问题的反思展开，提炼了这一问题在利科作品中被提出、分析与解决的过程。利科的“历史意识的阐释学”更新了我们对于历史书写的理解，展现了对他者的关注，对构成一种开放性的而非僵化固定的历史做出了贡献。

摘要：当代中国文艺场域与西方阐释学史问题，使我们值得重访巴赫金的阐释学思想。巴赫金的话语理论高度关注意识形态符号中的社会化阐释，呈现出与伽达默尔相区别的阐释学面相。巴赫金的“话语”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因而不同于福柯以权力为基础的“话语”；巴赫金的“对话”并不回避话语双方在对话过程中的失衡，以其为基础的阐释学包纳交流又兼容斗争，因而也不同于哈贝马斯的“对话”。虽然巴赫金在理论上以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并据此批判形式主义，但他在文学研究实践中却常常显露出一种形式化分析的倾向，由此显示出其阐释学维度中的丰富性：不仅容纳社会化内容，还容纳形式化分析，并实现了一种辩证的结合。

摘要：在《道德经》译文处理上，理雅各秉持“文本的他在性”。对理雅各而言，经典的文本意义取决于经典的原本，因此理雅各将经典译解奠基于原本文本可能有的意义之上，并“尽量将文本放在其自身生长的文化环境里进行理解和阐释”。理雅各认识到，中西经典文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质的构造直接关涉翻译的意义建构。在原本中心翻译理念下，理雅各基于对历代注释选取及重释、对文本形式把握及对译文斟酌拿捏，从脉络化和通贯性角度对《道德经》文本进行整全性重构，借此将《道德经》译本转化为“原本”之俗白的“传”，从而译写出作为“经”的“原本”那“密写的隐晦教导”，并在翻译中展现了其作为经典阐释者对“述”、“作”各自边际和之间张力的把握。